講者：賴秉寰 撰文：鍾禮安
四月八號晚上，台灣人格社會本土心理學邀請到台大心理系系友——賴秉寰導演，分享他從心理系畢業後走入導演、電視工作的心路歷程，心理學如何影響他拍攝與紀錄的觀點，而又如何從拍攝與紀錄中的故事中創造出一種能夠療癒人心的力量？
-念心理學70%的人是垃圾？！-
林以正老師開場的一段話便引起全場哄堂大笑，他說：「事實上我們心理系未來會從事心理學的人只有30%，未來會從事教職的人不到3%，所以我教學只要教這30%，甚至我只教這10%，那百分之七十的人就…垃圾啦！」接著他提到：「如果我們是百分之百，把所有人都教成心理系想要的樣子，我們心理系現在就糟糕了，還好我們只殘害了30%的人，有70%的人能夠有更多元的展現、更豐富的面貌，來跟社會做更多的結合，秉寰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在結合這麼多的領域和觀察，我一直希望透過他們的眼睛，回過頭來告訴我們心理學的人，台灣有些真正的面貌，是沒有被學院裡被同一洗腦的人看到的，而這些其實是我們更需要關切的部分。」
-朝著人性探索前進-
賴秉寰畢業於台大心理系，於北藝大取得戲劇研究所碩士學位，研究劇場與日常生活、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關聯與互動，當兵後至英國倫敦電影學校攻讀導演碩士，回台後在公共電視擔任《誰來晚餐》（電視節目）的導演，一路從心理學、戲劇、表演、轉向電影及電視。「大家都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很曲折的過程，但是我覺得其實是，一直朝著人性的探索在匍匐前進、摸索。」
大學期間到市立療養院實習的經驗帶給他相當大的衝擊。他發現自己在聆聽別人的故事時，從我們（大學時）念的心理學當中，完全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回應。「原來我的生命經驗跟他們無從對話，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心理學念那麼多，我的同理心還是停留在在很表層的──哼哼哈哈、摁、對、是、我了解你的感受，真正的同理，其實是要用你的生命經驗去跟他對話。」
「系上所教授的臨床課程，我發現我好像離人越來越遠。」參加劇場演員訓練班後，發覺若要研究人性，劇場藝術家用描述、不批評、不解釋的角度，例如一句經典的法文台詞「C'est la vie~人生就是這樣。」反而比心理學家還懂人性。他提到，他最想上的課是「巷仔口的心理學」，對於那些發生在生活周遭的現象，用心理學的不同角度去分析它。正規心理學教育各領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它讓我們很早就知道許多事沒有標準答案，可以從不同面向去看，了解各種方式的優勢侷限。
對於自我在某種時空、關係下扮演的覺察，是他在唸戲劇時很大的體會。他曾在金枝演社（歌仔戲劇團)接受表演訓練，學習藉由表演進入不同的角色；然而演出後才發現，戲劇也有戲劇的侷限。「我被分配到的角色是一個懦弱的小生，我很衝突，我自我的認知不是這個樣子，為什麼人家看我是這個樣子，還要我去扮演那個很懦弱的自我。經過那麼多的表演訓練，你可以成為很多的角色，但別人看你的角度還是蠻侷限的。我們可以在戲劇中活出很多樣的角色，現實生活中其實我們被很多關係綁住。就像是你現在是這個樣子，回到家進入那個空間，你又會轉變為另一個樣子。」他覺得戲劇應該是很多人必修的能力，戲劇教導人們扮演不同角色的能力，增加自我彈性與多元的可能性。
之所以從戲劇走到電影，是因為發現戲劇表演的被定型角色無法滿足自己，總是只能飾演固定類型的角色，而且劇場創造的故事離生活太遠了。「其實當你戴上「表演就是生活」的眼鏡後，你可以看出生活有許多扮演與表演，而電影就是捕捉現實生活中的表演。」他講到，電影不只是透過畫面講故事，電影學的是怎麼跟一群人溝通，講自己想要講的話，找到自己的聲音──「你要說什麼？你為什麼要用電影說？說服別人組成一個劇組，然後把劇本表達出來。」他覺得透過拍電影探討心理學的現象或議題，以呈現心理狀態的現象，是個很好的練習。
從心理學到劇場，再從劇場到電影，賴秉寰想探討的是人的生命狀態，這些生命狀態怎麼透過故事，讓人們去理解生命的本質與可能性。心理學設定很多的情境，這樣的情境如何變成一個故事？這樣的故事如何產生療癒的力量？這是他現在最關心的東西。
-故事與療癒-
賴秉寰導演在演講剛開始時說：「當同學來問我想講什麼題目的時候，我其實想講故事跟療癒。我們的工作就是聽人家的故事，然後一步一步突破人家心防。很多人說，你們的《誰來晚餐》很有療癒的效果。我後來慢慢去想，那個故事分享的過程，對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男性──躺在沙發上，看了別人的故事，好像這一個禮拜的疲累都不見了。」這樣的療癒效果，是從何而來的呢？
每個受採訪的家庭，都非常偉大──準備好接受自己的脆弱，而且可以侃侃而談，誠實地面對自己人生的不完美與挫折。「（受訪者)透過跟我們講他自己的故事，然後我們從旁引導故事，透過我們的眼睛是什麼樣的角度，他們會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後他們又去重新講他們的故事，透過重新講自己故事的過程中，其實他已經得到療癒。」他提到，受訪者藉由分享他們的故事，與拍攝人員形成非常緊密的關係，並且獲得了很大的療癒效果。
社會新聞的背後，有許多人們欠缺的理解，對於社會事件理解的渴求，想要回溯到事件發生之前、追蹤事件發生後會如何發展，這是製作《誰來晚餐》的動機。拍片使情節發展成故事，故事讓人們比較能理解為何會有現在的狀態，讓人們對單一的情節有不同的詮釋和理解，而理解常常讓人們有療癒的效果。「療癒本身，我想是大家看到了自己內心裡面曾經有跟他一樣的生命經驗或投射。」
故事帶來療癒的來源──是脆弱？！
「很多受訪者一開始拍攝都跟你講，我們家多美滿、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我們溝通良好，那些東西……都不會剪進去片子裡面」這番話又引得全場大笑，「我覺得療癒其實是，他（受訪者)呈現了自己脆弱的一面」賴秉寰表示，節目受訪的家庭會在對話中，不經意針對某件小事，呈現衝突且脆弱的談話，那些內在、真實、赤裸的部分，反映了內在真實的關係，拍攝會順著故事脈絡，捕捉衝突，還有如何從衝突中走出來。觀眾也許在平常生活中對於扮演一個完美形象的角色（好先生、好爸爸)而感到疲憊，這樣故事的真實性觸動了觀眾，產生共鳴與投射，了解自己並非孤獨地碰到這些脆弱與衝突。
《誰來晚餐》的結尾，會邀請一位該家庭崇拜的偶像來與他們共進晚餐，透過這位偶像與該家庭分享，受訪者理解到原來偶像也有類似的脆弱與生命故事，透過彼此故事的分享與交流，提供彼此不同的觀點，最終受訪者也獲得了療癒。
電視節目帶來的療癒效果也許是源於，觀眾透過畫面與受訪者連結──共同經歷了某種感受與經驗，同理受訪者並進入受訪者的角色世界；透過這樣的經驗，再觀照自己的生命與現實生活，產生了對話以及共鳴。
當問題轉到在拍攝節目時最動人、最有力量的核心是什麼時，他說到：「當我自己可以很坦誠地跟所有受訪者分享我的生命經驗的時候，我跟他坦承，他也跟著坦承，然後我們在那一刻很真誠地相遇，跟自己的不足、脆弱相遇，我們都不完美。當我們可以願意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後去擁抱別人的不完美，我覺得在那個片刻很動人。而那個不完美……會讓你感覺到勇敢，然後你接受各種可能的不同眼光，我不管你怎麼看我，但是我就是這樣，我接受我自己」
賴秉寰認為，所謂的正向，有時候是一種壓力──「你這樣才是好的、你這樣才是成功的、你這樣才是健康的……」這些光鮮亮麗的正向只是人們想被看待的一種表演，不是真正的自己。他要推廣的不是一個正向成功的人生，而是一個人在跌跌撞撞的一生中如何面對自己並找辦法安頓下來的過程，這種過程帶給觀眾力量，讓觀眾去接受每一個不一樣的狀態，真誠地面對自己不足、脆弱的一面。
-面對挫折-
聊到小燈泡事件，賴秉寰認為兇嫌也許在生活中面臨許多的挫折與壓迫，不斷地被壓抑，他從沒接觸過自己脆弱的一面，而父母期許的「正向」目標他永遠都達不到，活在這麼大的挫折當中，最後轉換成攻擊的形式出現。如何幫助社會大眾接受不足，不要把太多正向的期待壓迫在個人身上，找到幫助釋放壓力，面對挫折的方法，是賴秉寰想要努力的方向。
「其實我上大學，是要來找挫折的，我想要提早知道自己的弱點、可能性是什麼，沒有面對過大的挫折要如何去面對人家生命中更大的挫折？！」及早面對挫折是重要的人生課題，當挫折從小到大被壓抑，被社會保護過度，一個人若不停逃避挫折、對其感到麻痺、不去面對自己的失敗，只一味扮演完美的角色，當他真的遇到挫折時，可能就崩潰了。如果挫折能早點被釋放和面對，也許就可以減少許多社會的悲劇。對於人們如何去接納多元的價值，不做任何的分類與創造對立，不把失敗視而不見，這是整個社會要面對的課題。身為媒體工作者，描寫某個平凡小人物不順遂、挫敗，辛苦卻仍樂觀地面對人生，這就是賴秉寰想捕捉的東西──有趣且帶來力量的故事。
Q&A──心理學在這個社會所能扮演的角色
Q：心理學對於這個社會，可以多做一點什麼？
賴：我認為這個社會相當缺乏心理學的見解，像是最近小燈泡、政大搖搖哥事件，社會集體意識對於精神疾病，非常朝向某個詮釋方向時(負向、汙名化)，心理學家提供新的見解是非常重要的，幫助這個社會從對心理疾病的抗拒與否認，轉換到關心家庭、關心系統，培養家長的辨識能力等等。心理學家目前比較欠缺和媒體的合作，如果能將簡單的理論與實驗，能夠透過媒體發聲，可以增進大家對於心理學的理解。
Q：然而媒體的訊息量很少，常造成斷章取義；或是台灣心理學的研究較少和生活事件的連結，學者缺少證據的情況下，不太敢上媒體發言，這樣的處境要如何改善？
賴：我覺得心理學者太過謹慎了，只透過證據去講，雖然能避免以偏概全，但心理學家的缺席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心理學家也許可以創造自己的媒體，這樣可以避免跳入媒體的框架陷阱，可以正確地傳達心理學家對社會的發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