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警察打人的心理機制
台大月光心理社 代表 / 沈伯郡、鄭澈
前言
內文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1。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 ( 效果率 ,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 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 ( 打人的警察 ) 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 內 偏 好 (In-Group Favoritism)， 並 容 易 認 為 群 外(Out-Group) 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更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有些甚至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 ( 辨別個人功用 )，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7，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 (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心理學家 Zimbardo 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 警察、鎮暴 ) 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 Gustave Le Bon 在 1895 發表的《群眾心理學 (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 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 ( 受試者 ) 生命之安危 11。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級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命 令 的 內 容 也 提 供 了 警 察 合 理 化 (Rationalization)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 被 稱 為 認 知 失 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13，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14，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 (Dehumanizing) 15。這被 Davis & Jones 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 Bandura 在 2004 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 ( 殘暴鎮壓 ) 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 (moral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 (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 (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 ( 攻佔行政院 ) 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 (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 早在 1986 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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