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發展X右法律X儀珊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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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光採訪部
踏入心理系
因為在馬來西亞從小就喜歡小孩，而媽媽是開幼稚園的，只要假日我就會到幼稚園那邊幫忙上課和跟小朋友玩，所以就想從事一些跟小孩相關的領域。從中學就有想當臨床心理師的想法了，因為在媽媽的幼稚園內有不少的孩子是有智能障礙、自閉或過動的孩子，也因此選擇進入心理系。
大學，發展組的契機
馬來西亞和英國的關係不錯，有專門給馬來西亞的獎學金，我拿到之後就去英國的德倫大學，因為我對他們的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很有興趣。因為拿獎學金，所以壓力很大，成績一定要維持在頂尖；另外外籍學生很少，所以其實我那時候也很難交到朋友，沒什麼social life(社交活動)，也因此沒什麼課外活動，就只有拉小提琴，好像除了這個以外就真的沒有，所以就一直唸書；同時開始想要走臨床還是走學術，我一年級的暑假就去馬來西亞的一個臨床心理師的診所實習。
這是我的個性，就那時候定我的方向然後努力，我實習了一個暑假，那個經驗真的很豐富，也很痛苦，因為他接的案子都是非常嚴重的，大部分都是特殊小孩，也有一些是憂鬱、自殺的；就因為這個暑假的經驗，我認為自己不夠堅強，我可能太關心個案了，沒有辦法客觀，或說24小時擔心我的個案，擔心自己日後的生活品質可能受到影響，所以當時就決定二年級開始想學術怎麼去發展。
我們大學是三年制所以我二年級開始就加入一個研究室了。而大學部需要寫一個研究論文，大三要交畢業論文，不是proposal(研究計劃)是你一定要做一個研究出來，有點像碩博士論文。我設計了一個遊戲去托兒所收兩歲半小孩的data，透過一個遊戲去探討社會線索對於symbolic learning(符號學習)的影響。我大學部加入Sue Leekam的研究室，之後他問我要不要當他的研究助理，因為還有暑假，同時也還在申請劍橋，所以我就跟他做研究，這是為什麼我會收大學部學生的原因，因為他給我那個機會讓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麼，而且可以去評估我究竟有沒有那個能力去做研究，這很重要因為你喜歡做不代表你可以做，所以我一直都很感謝他給我那個機會。暑假之後，我就到了劍橋去念碩士。
研究所，發展╳法律
碩士是社會與發展心理學，他是一個很特殊的program。劍橋碩士只有九個月可是很密集很密集，完全沒有考試，但有四個主要的作業，一個就是你要去找老師實習，然後寫報告，所以實習的時候要收data，報告要針對這個data去寫。然後還有一個碩士論文，我那時候是到幼稚園去收四歲小朋友的道德發展的data，也有做Theory of mind(心智理論，註一)，再來就是我們系上的老師會挑兩篇paper(論文)，選一篇寫一個報告，要去批判這個研究，它就叫critique，就是你要去評估這個研究的優、缺點，要寫到一些你個人的意見，而且要合理、有道理的，也要用到一些其他的研究來支持你的意見、看法。另外還有一個作業是挑整個社會發展課程中你最有興趣的一個topic去寫一個報告，然後我寫的報告就是我現在做的領域：司法—兒童證人的議題。
後來我就開始想對什麼領域有興趣；那我對社會情緒和教育心理學很有興趣，也想做一個cross cultural study(跨文化研究)，所以就去劍橋找一個在做EQ(Emotional quotient,情緒智商)的老師，寫了一個proposal，然後通過了。但問題是我需要錢，而且是100%的獎學金，不然我家裡沒辦法，那時候我就只有申請那裡，可是獎學金一直還沒有來，所以我其實很難過，剛好我未來指導教授Michael Lamb要聘助理，我就申請，我就想說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念書就趕快工作再申請，然後他就收我了，過了三天我的獎學金來了，就很尷尬，那後來我跟他講這件事之後，他就說：「你為什麼就不跟我念博士班？你可以兩個都做啊，我就讓你第一年和第二年先當研究助理full time，博班念part time。」因為那時候他就想讓我當他的研究助理，也想訓練我作博士，所以我就同時可以工作、又可以拿獎學金，所以我會做兒童證人或受虐兒童就是因為Michael。
博班做比較沈重的議題，就被性侵的孩子，我的data是馬來西亞的警察跟性侵受害童的互動方式，警察的詢問方式如何影響兒童證人的證詞，警察問開放式的問題的時候，馬來西亞的小朋友怎麼回應的，他們提供什麼樣的細節。當然這個在田野研究我們沒有辦法做正確性，這正確性是我後來在做比較偏實驗的才去做分析。那時候跟警察合作不容易，也一直質疑選擇做田野研究是不是正確的決定（打逐字稿很痛苦！），可是因為我的指導教授不斷的支持我，後來還是把研究完成了。
而那時候在劍橋博士班的學生可以選擇當一個叫undergraduate supervisor的角色，有點像TA，我們每一個supervisor都要和大一學生討論他們的課程，通常我們的做法是我們給一個題目，然後他們要寫一個文章。我會很認真準備一些可以討論的東西，所以那時候是已經很清楚我很喜歡教書，也很喜歡做研究。
博士後，教學旅程
我在念博班的時候有來台灣，想說順便去演講，所以我就寫信給雷庚玲老師，想借用這個機會來介紹我的研究，雷老師就非常的nice幫我安排在台大醫院精神科演講，這是第一次在台灣跟學術界有connection(連結)。
念完博班後我還是決定繼續走學術，所以我就申請去紐約市立大學念博士後。因為當博士後的同時也有兼課，所以在紐約有教兒童發展，接觸的學生非常diverse(多元), 讓我大開眼界。後來會來到台灣，是因為我和我先生那時候決定我們至少要在同一個城市上班，但一直沒辦法，而且那時候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狀況突然間崩盤，然後因為蠻想回亞洲的，所以就有考慮申請台灣。後來我先在臺大擔任客座助理教授，今年轉成專任老師。
與實務界的接觸
我覺得學生在學心理學的這個過程裡面，可以去了解台灣的現況，台灣現在的社會有什麼需求，什麼問題啊，有什麼我們心理學家可以去探討或者是去解決的。我覺得在台灣做這個研究其實是一個很快樂的過程，因為實務界很願意也很有熱忱地想跟學者學習，所以當他們跟我講一個問題我就會很有興趣的幫他們解決或去改善，也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我做的研究根本沒有在回答他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或者是它們要解決的不是我想到的問題，我想到的可能是國外的問題，可是不是台灣的問題。所以其實我來台灣過後，就先接觸了不同的社福機構和法院，因為兒童證人這個議題其實很複雜，所以你要從很多方面去了解，那他們可以告訴我他們的想法，身為研究者、學者的，我們就可以去瞭解這些問題。
我另外一個跟實務界的關係是他們會邀請我們去做訓練或演講，就是可能每兩個月都會到法官學院上課，我已經做了一年半。我都會教兒童青少年和智能障礙人士的作證能力，就是當你有一個孩子要出庭作證，或是當他被警察詢問的時候，你們要知道什麼事情？所以除了跟實務界討論一些我們可以做的研究，另外一個就是提供訓練、教育。
我覺得很值得去提的一件事情是：我們不同的專業、學術，像實務界裡面有司法的、社工的、臨床的，其實真的都有在溝通，這個很重要，因為孩子的問題不只是一個領域的問題，就是法官他怎麼去處理這個兒童，受害兒童也好，或者是加害人也好，他需要這不同專業的知識，可是你要怎麼去用這些訊息，這個就是我們大家可以討論的，我們學者幫忙做研究、訓練，就是盡量把我們的知識給他們。
To Dear Students
我覺得最大最大的差別是台灣的學生不發言，不過現在好多了啦，我剛剛上課的時候，當我問"What do you think?"都沒有人回應，我那時候很不習慣，因為在美國你不用問他們就會有意見、看法，會主動問問題，而且我上課的方式是你可以隨時打斷我，因為我覺得學生有時候沒有問是我下課的時候你才可以問可能已經忘了，所以我剛開始真的沒辦法適應。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之前都是用英語上課，所以學生比較不敢發言。
學生發言，是讓我去評估他們有沒有在聽，有沒有聽得懂。而且我要讓學生知道其實我們教的東西，都是有空間可以討論，不要說老師教這個就是對的，這個是我在英國唸書一直被訓練。我希望訓練我的學生去從不同的觀點想一件事情，可以多一點“Think
outside the box”，因為不只是學術上，其實你開始think outside the box對你的身心健康也會有幫助，所以要多一點發言，我們系的學生可能會更有學問，然後更有自己的想法，independent
thinking(獨立思考)很重要。
我希望我們系的學生，盡早去想你以後要做什麼，不要說因為大家都在唸碩士所以我去念，你要有你自己的夢想、理想。所以你要先開始定目標，你要去嘗試、去累積研究或者是實務經驗，想一想你要怎麼去達到這個目標，打工什麼都好，可是就不要玩而已。社團活動、課外活動很重要，可是你要想想你以後有沒有辦法找到工作，你要開始想想我要做什麼，那有什麼樣的工作可以讓我做這樣的東西。那如果不是研究相關的，就不一定要加入研究室，因為你為什麼要浪費那個時間，你就去實習，去找公司、機構實習。所以我會鼓勵學生去思考自己的未來，而且不要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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