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都感受的到,周遭的世界適逢多事之秋,
經濟、政治、民主、自由、教育、甚至基本的生存權乃至最根本的價值觀,都受到不少的挑戰。
身為心理系的一份子,我們致力於研究人、了解人、幫助人,一切的一切都環繞在「人」的核心價值上。
然而,身為現代人最重要的公民責任,我們又盡了多少?
人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元素,
我們創造了周遭的社會,
而社會又會回過頭來影響我們,
我們知道人做決策的偏誤、我們很清楚人不理性、容易被影響、被矇騙,
那麼自認為心理學專家的我們有沒有辦法改變自己,讓自己變得更理性,
在一片混亂的世界中穩住陣腳,甚至進一步幫助別人?
世界從來不簡單,
不應該依賴最短路徑,
問題也不可能輕輕鬆鬆迎刃就解。
但,如果我們聲稱自己的萬物之靈,
是不是就有責任用盡自己思辯的天賦,
去關心一切、去扛起決定自己未來的天職?
逆光依舊在台大心理系定期綻放,因為我們相信交流平台的重要性,
我們依然在這學期中舉辦跨校學生論壇,因為我們主張開放討論的必要性,
保持彈性、維持開放的討論空間、持續不斷的朝向理想行動,是逆光一以貫之的目標、也是逆光對自己的期許。
希望大家,無論支不支持逆光的理念,
都願意停下手邊的事情想想,
什麼對你而言,才是最重要的事;
什麼對你而言,才是你最需要守護的價值。
寫完的時候,我還不曉得台灣與世界的局勢將怎麼走,
我們站在刀口上,兩邊是烈燄或極寒,但我們不可能永遠呆站著任刀鋒逐漸的侵蝕切割我們的血肉,
我們已經漠視自己與世界太久,
現在是站起來認識世界、了解自己、重新認識公民權力與權益的重要時刻,
也有可能是唯一一次的機會了。
總編輯 小黑/林易萱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第七刊 -- 總編的話
鎮暴手中棍,學子身上依 [太陽花學運系列文章]
鎮暴手中棍,學子身上依
2014 年 3 月 24 日凌晨時分,警察驅離於 23 日傍晚起進攻行政院與在行政院外靜坐之學生與民眾,驅離過程中引起極大的爭議,一部分的人認為警察執法過當、暴力對待民眾 ( 以盾牌剁人、警棍用力打人 ),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警察作法並無不妥 ( 學生不應該攻佔行政院 )。本文將不評論對錯,希望以心理學之客觀角度分析警察攻擊行為背後原因。
內文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1。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 ( 效果率 ,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 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 ( 打人的警察 ) 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 內 偏 好 (In-Group Favoritism), 並 容 易 認 為 群 外(Out-Group) 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更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有些甚至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 ( 辨別個人功用 ),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7,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 (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心理學家 Zimbardo 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 警察、鎮暴 ) 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 Gustave Le Bon 在 1895 發表的《群眾心理學 (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 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 ( 受試者 ) 生命之安危 11。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級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命 令 的 內 容 也 提 供 了 警 察 合 理 化 (Rationalization)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 被 稱 為 認 知 失 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13,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14,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 (Dehumanizing) 15。這被 Davis & Jones 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 Bandura 在 2004 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 ( 殘暴鎮壓 ) 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 (moral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 (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 (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 ( 攻佔行政院 ) 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 (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 早在 1986 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台大月光心理社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moonlightpsy
──論警察打人的心理機制
台大月光心理社 代表 / 沈伯郡、鄭澈
前言
內文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1。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 ( 效果率 ,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 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 ( 打人的警察 ) 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 內 偏 好 (In-Group Favoritism), 並 容 易 認 為 群 外(Out-Group) 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更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有些甚至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 ( 辨別個人功用 ),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7,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 (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心理學家 Zimbardo 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 警察、鎮暴 ) 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 Gustave Le Bon 在 1895 發表的《群眾心理學 (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 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 ( 受試者 ) 生命之安危 11。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級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命 令 的 內 容 也 提 供 了 警 察 合 理 化 (Rationalization)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 被 稱 為 認 知 失 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13,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14,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 (Dehumanizing) 15。這被 Davis & Jones 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 Bandura 在 2004 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 ( 殘暴鎮壓 ) 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 (moral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 (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 (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 ( 攻佔行政院 ) 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 (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 早在 1986 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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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太陽花學運系列文章]
反省
吳如雅
通過「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和「學生進駐立法院」兩件事情,讓服貿的議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表達意見與追究責任的同時,我也不斷的試著透過所有可以接觸到的媒體資訊來了解這件事情隱含的近因和遠因。身在國外總是格外心憂,但是只要時間許可,我們都可以投注自己願意投注的心力。
我想知道服貿的實質內容還有優缺點的分析,還有這個協議在政府機構中所經過的處理。於是我看了經濟系鄭秀玲教授的投影片、從Google搜尋到的許多新聞頁面中的優劣分析〈主要有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中央通訊、天下評論、還有一些小小的媒體跟維基百科〉、郝明義先生從出版業發起的討論和分析、反對黑箱服貿的臉書頁面。
我想知道台灣現在有甚麼主要的媒體可以參考,還有確定媒體本身是否安全可靠,在維基百科上分別看到對台灣媒體史以及台灣媒體亂象的介紹。
基於這些資訊和自己的評估之後,我不認為政府通過服貿的手段合理、也不想要在服貿通過之後,對台灣的勞工、台灣人的生活可能造成的影響。比起失去自由接受資訊、思考、發言和決定自我生活樣貌的危險看來,我寧願放棄大家的經濟成長。經濟的成長總是有限的,自由的學習同樣是競爭力的來源,沒有理由為了部分優勢產業的利益,犧牲台灣現有的獨立。
但是台灣獨立嗎?從產業外移的現象看來,也許比有些人想像中的還要依賴,而且如果我們長久以來對稍早之前的和平「現況」感到滿意,也難有改進的可能。在去年來芬蘭交換之前,其實就看到郝明義先生從出版業的例子反對簽定服貿的文章,但是我除了在心裡默默認同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舉動。
在事情的一連串發展下來之後,媒體、黨派、勞資等好多社會問題都被提出來了,忍不住對自己之前的漠視感到自責。在看到自己覺得不對的事情之後,為什麼沒有試著深入了解、尋找原因和尋求改善的方式?我不覺得自己是理性的,我只想堅持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然後不斷反省這樣的堅持是否能維持自己和身邊世界的和平。也許有很多人也是這麼堅持著,只是我們實質上的想法、以及會採取的行動卻又五花八門,這就是人有趣的地方,也是我們需要互相溝通的理由。
昨天聽到學生攻佔立法院之後,幾乎徹夜觀看了現場的轉播、跟身邊〈臉書上〉關心這件事的人討論、觀看我所信任的人們分享和發表的內容,然後今天繼續閱讀國外媒體的報導、瀏覽關鍵評論網整理的公聽會重點紀錄。
晚一點去學姐家吃飯,兩個博士生比我冷靜多了,我發現自己和他們比起來,多了許多激情與恐懼。試著把自己吸收到的資訊整理、表達,然後發現兩天的閱讀其實根本還不夠清楚勾勒出真正重要的關鍵和比較全面的看法。悲觀的人為什麼悲觀?各行各業裡,支持與反對的理由有哪些?要用那些標準判斷服貿簽定的過程和學生的行動?現在在報導的各家媒體是不是有盡到專業與道德上的責任?
對於服貿的處理程序和內容,我依然持反對意見,可是也必須承認,自己對於想關注的事情的所有了解依然非常狹隘。混亂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一個原因,可是根據學姊的意見,台灣在解嚴之後的自治經驗也才只有二十幾年,現今的情況也有它自己的源頭。我相信群體的亂象同時是、也不是每一個個體的責任,端看每個人如何分配個體和群體的能力範圍。反觀自己,我有沒有做出甚麼決定,讓這樣的狀況無法獲得改善呢?
我想自己還是太晚、太少關心、學習、思考與付出了,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不一定有時間討論公眾事務,偏偏媒體卻沒辦法好好在這方面幫忙。看到越多不同的細節,就發現有越大的事情需要擔心,可以慶幸的是今天還可以聽到自己能夠理解的、正反相對的意見。原本關注的兩件事帶出了很多更大、更難解的問題,需要接下來大量時間和人力才能改善。依然想感謝所有與我分享討論的人,結論就是交換生真的很閒,才可以幾乎毫無顧慮的投入關注。我相信即使活在充滿謊言的世界裡,想要獲得真相,只有自己先誠實表達、耐性傾聽,才有可能產生多一點有效的溝通,帶來多一點共處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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